雨果通过多重手法在《悲惨世界》中展现了改变社会苦难的可能性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个体救赎与道德觉醒

冉·阿让的救赎之路

冉·阿让因偷面包养家入狱19年，出狱后受米利埃主教感化，改名马德兰并成为企业家和市长。他的经历展示了个人在道德感化下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性，体现了“仁爱”对人性改造的巨大力量。

芳汀与柯赛特的救赎

冉·阿让救助了被陷害的芳汀并承诺照顾其女柯赛特，柯赛特在善良环境中成长，最终摆脱悲惨命运。这一情节通过母女关系传递了希望与救赎的主题。

二、社会批判与制度反思

揭露社会不公

雨果通过冉阿让等人物命运，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，如贫困、司法腐败等问题，引发读者对社会公平的思考。

反封建反教会精神

小说批判中古教会的虚伪与黑暗，如芳汀被宗教机构迫害致死，凸显宗教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掠夺，体现雨果对旧制度全面否定的思想。

三、人道主义理想的传播

善举的连锁反应

雨果强调“微不足道的一次善举，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”，通过冉阿让的宽容、柯赛特的纯真等形象，传递积极的社会价值观。

理想社会的构想

虽然小说未直接描绘乌托邦，但通过展现底层人民的抗争与互助，隐含对平等、博爱的社会秩序的向往。

四、艺术手法与象征意义

环境烘托

通过“悲惨世界”这一标题及书中阴暗的社会背景描写，强化悲剧氛围，使读者更深刻体会社会问题。

象征手法

例如，冉阿让佩戴的主教银器象征救赎的契机，而巴黎圣母院既是宗教虚伪的象征，也隐喻人性中的神圣性。

综上，雨果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双向救赎、深刻的制度批判以及人道主义理想的传播，展现了在极端困境中改变“悲惨世界”的可能性，使作品兼具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