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秋雨创作《文化苦旅》的动因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：

一、文化自觉与历史责任感

余秋雨受美国老教授的启发，通过游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重新审视中华文化。他目睹了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、都江堰被旅游化等文化现象，深感民族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创伤。例如，敦煌藏经洞文物因管理不善流失海外，不仅是物质文明的损失，更象征着民族记忆的断层。这种历史苦难的复现，促使他以文字记录文化伤痛，试图唤醒民族对文化传承的自觉。

二、文化反思与精神困境

书中通过历史遗迹考察，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困境。如都江堰被简化为旅游景点，李冰父子的功绩被功利主义稀释，《论语》被肢解为成功学工具书，反映了现代社会文化空心化的问题。余秋雨以“文化苦旅”的命名，既表达了对文化衰败的痛心，也暗含对知识分子在文化消费中角色的反思。

三、自我救赎与精神探索

余秋雨在创作中寻求自我解脱与精神寄托。他辞去官职，以“文化人”的身份游历四方，通过文字与大地对话，探索文化灵魂与人生真谛。例如，《文化苦旅》采用“故事化”的写作手法，将历史人物与自然景观结合，既是对传统史学叙事方式的突破，也是他个人精神世界的投射。

综上，《文化苦旅》是余秋雨以文化学者身份对历史、现实与自我进行深度反思的结晶，既是对文化命运的追问，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呼唤。